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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在晚清半个世纪的坎坷历程中,有三位人物举手投足都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走向,而这三位人物在历史上却都留下万世骂名。这三个人就是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而袁世凯尤其特殊,他不止在晚清政局中一柱擎天,他还一手开创了民国的政治版图。

  曾几何时,袁世凯是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强有力的象征,不管是土崩瓦解的大清王朝还是嗷嗷待哺的中华民国,都将他视为自己的救世主,但转瞬之间,他又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既是大清朝的“乱臣贼子”,又是中华民国的“不赦罪人”;想当年,他以孔武有力、深谋远虑的民族英雄的刚健姿态登上了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但到谢幕的时候,他已经是“卖国求荣”、“不惜以一己之私害及天下”的无耻政客的活标本了;在他晚年十多年诡谲多变的政治生涯中,他真正谋取了足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极峰地位,但即使在他处在权力最颠峰时,对他的恶毒诅咒也和对他的赞颂之词一样多;每一个见识过他手段的人,不管这些人多么刚愎自用自视甚高,都不得不或明或暗地佩服他的领袖才能和超凡魅力,可是,即使那些不遗余力赞颂他的人中也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称颂他是一位真正“德配天地”的“伟人”——因为,据说,他实在是“不讲道德”。而这位根本不符合儒家正统史笔弘扬标准的大人物,却恰恰是弘扬孔孟之学最为热心的一位政坛巨头。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对这样一位以建立不世“事功”自勉而自诩的人物,后世史家却一再以道德判词来痛砭,对他的事功不屑一顾,对他的败笔却一书再书。他是一个“阴谋家”,是一个“伪君子”,是不折不扣的“窃国大盗”,——先窃清朝代以民国,后窃民国代以洪宪王朝,但是,在他的时代,又有多少叱诧风云、精明超卓的伟人如孙中山、黄兴,如梁启超、章太炎之辈,都被这个五短身材的小个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更不用说那些在他死后横行一方、胡作非为的军阀巨头在他面前多么恭顺了。

  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居然有如此惊人的“骗术”和“盗术”?当世和后世的人众口一词地断定袁世凯“善作伪”,然而,如果人人都说这个人“一生作伪”,那么,什么样的袁世凯是“真正”的袁世凯?又有谁“认识”“真正的袁世凯”?这真是历史老人给我们这些后人开的一个大玩笑。

  “历史”,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我们赋予了它多得数不清的任务:我们习惯于从事针对领袖的造神运动,结果我们很自然地以拥护还是反对领袖作为是非标准来编撰历史、臧否人物,——当矗立城头的“大王”走马灯似的换,那城头的“大王旗”就不得不一日日花样翻新;由于执掌史笔的文弱书生没有,他们被迫寻章摘句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结果,“历史”就成了政治风云中的“如意金箍棒”,可长可短,宜细宜粗,还可以附会上五彩缤纷各种细节。但不管怎么变,它总之还是一根被人不断挥舞若有所指的棒子。

  “袁世凯”这个名字就是一根绝好的棒子,它横扫那些“独裁专制”的“民主对头”,猛戳那些私欲膨胀的“政治野心家”,更直指那些“卖国求荣”的“民族罪人”。比如,在八年抗战时期,袁世凯的“恶名”日益昭彰,多多少少和他签订丧权辱国的对日“二十一条”有些关系,而僻处延安的陈伯达这时候拎出这位早已作古的总统来鞭挞示众,就不无影射当时的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之嫌。

  在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成了别人笔头或红或黑的墨水的时候,在这大棒飞舞之际,还有多少人去探究,袁世凯为什么要签下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条约?他从这一票卖国买卖中又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多少人还去计较袁世凯一生为抵挡日本对中国的侵蚀和侵略而付出的心血,还有多少人记得他曾经也是声名显赫的“抗日英雄”?因为戊戌政变中的角色,也因为洪宪帝制的复辟,袁世凯成了开惯了历史倒车的 “捣蛋司机”,再也没有人关心,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有资格操纵中国这辆大车,当然更没有人去关心他开的是一辆什么样的破车老车、这破车是行驶在怎样崎岖曲折的路上。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偏颇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如果今天我们说袁世凯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创者”,会有为数不少的人斥之为谬论,而如果有人说他其实还是一个“爱国者”,那就更是“颠倒黑白”。

  然而,历史本来就不是一幕幕黑白影片,相反,它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色照片。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也取决于我们怎么剪辑和解释这些彩色的图片。

  历史曾经以他为分界线。可是,多少年来,对这样一位历史大人物,我们实在谈不上有多少真正的了解,我们对他留下的 “历史遗产”不加审视地唾弃,甚至视而不见。我们已经习惯了袁世凯僵硬的漫画式的脸谱,对他的生动表情已经感觉陌生而奇特。那么,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位如此重要的历史演员卸装后的面目吧。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些所谓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是历史进程的里程碑,是历史变革的关节点,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历史变迁的方向。比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等大事,长久以来都是一般人注目的焦点。在这些大事件炫目光彩的掩盖下,很多“无足轻重”的事件就滑落出我们的历史视野了。

  不过,当我们将镜头切入到细微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会发现历史远远比“大事件”展示出来的脉络复杂的多。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却很可能是长时段的重大变革的起点。

  1882年,在大清帝国的属国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就是这样一件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场发生在海外异国的兵变中,却令人惊异地出场了好几位在此后三十年的中国政局中呼风唤雨、颠倒乾坤的大人物:袁世凯,在平定这场兵变中一役成名,从此青云直上;张謇,晚清的名状元,在身历事变后以一纸《朝鲜善后六策》赢得朝野注目,为以后的政商大业打下牢固根基,而后在辛亥年领导立宪党与革命党和袁世凯鼎足而三瓦解了大清朝的二百六十年基业,这时候他却不过是进兵朝鲜的淮军将领吴长庆的一介幕僚;唐绍仪,中华民国的开国总理,1882年兵变之后随即以税务帮办的身份来到朝鲜,扮演一个小角色;朱尔典,这段时期是英国驻朝鲜公使,到清末鼎革之际已升任英国驻华大使,操纵掌管英帝国对华政策,对中国政府的更替实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我们会看到正是这几位人物几乎支配了当时的全局。

  更加意义深远的是,这一场事变其实是中日这一对百年冤家真正的民族和国家较量的开始,在这一场冲突中展示和逐渐形成的两国不同的国家对外战略深刻影响到此后两国的命运——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实多肇端于此役。

  这诸多此后声明显赫的人物风云际会于如此逼仄的“三千里江山”,实在也算是命数。而袁世凯来到朝鲜,也是因缘凑巧。要明白为什么袁世凯最初是在朝鲜建功立业,甚至要理解袁世凯一生的命运和整个近代中国的命运,都不得不说及中日朝三边关系。要知道,1894年正是朝鲜问题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再过五十多年后的1950年,又是朝鲜问题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朝鲜战争,这后一场战争的后果到现在也还没有消受完结——朝鲜半岛分裂,中国统一台湾受挫。而就袁世凯个人际遇来说,是成也日本,败也日本。

  此时的朝鲜还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国,向中国称臣纳贡,内政自理而接受中国保护,对外没有独立主权。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12岁登基,以生父大院君李罡应为摄政。待李熙成年,性情怯懦,在艳丽聪颖而权欲旺盛的朝鲜王妃闵妃操纵下,罢李罡应之权,从而演出一幕父子翁媳争政的戏来。李罡应保守而亲华,此时的闵妃却主张开放亲日。不过闵妃当政后却是政局败坏,结果予李罡应可乘之机,唆使欠饷的兵士作乱,而乱兵愤于日本历来的侵扰而烧杀日本使馆,日使花房义质狼狈而逃,仅以身免。朝鲜承平日久,乱起则无宁日,不得不请“天朝上国”派兵敉乱。日本则因侨民被杀迅速出兵朝鲜,结果这一场兵变变成了中日两国的明争暗斗。

  1882年六月兵变发生时,向来主持中外交涉和北方军政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因母丧而丁忧去职,由另一名淮军将领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七月,张树声接到朝鲜驻天津官员金允植的求援要求,迅即议定出兵朝鲜平乱,由驻在山东登州的吴长庆率六营淮军乘北洋水师丁日昌的军舰前往朝鲜。而弱冠之年的袁世凯此时就在吴长庆军中帮办文案——个小小文书科员。他谋到这一职位是因为吴长庆和他叔父交情匪浅,吴袁两家是世交。

  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叔祖袁甲三是剿捻名将,袁家也算簪缨世族,所以袁世凯未成就一番功业前,认识他的人大都目之为“纨绔子弟”。

  袁世凯少年时也的确没有辜负这一名头——他随居官南京的叔父(袁世凯年幼时即过继给叔父)住在这六朝金粉地时,日日以跑马闲逛为乐事,到叔父逝世他困居乡里时,照样以啸聚林泉为乐。不过,袁世凯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就是不管他怎么胡闹,他总能甜言蜜语哄得大人开心。这副本领对他以后的飞黄腾达真是太重要了——看看他后来交结满清权贵如权相荣禄和庆王奕劻的手段,尤其是巴结那拉氏不遗余力且总能得其欢心这一点,威尼斯国际app下载就会明白袁世凯的天赋对他的发迹多么重要了。袁世凯因为过继给叔父为嗣,所以他有两位老娘需要伺候,而这两位都对他溺爱无已。他周旋于两位妇人之间而左右逢源,这等经验想来对他伺候那拉氏不无裨益。

  除了天生讨人喜欢这一点,袁世凯别的特征可就很难合乎规矩了。袁在家乡时间不多,因此一直没有好好读书,而且他对八股文章实在不感兴趣。据说他的爱好是饮酒和驰马,每饮酒必豪饮数斗,骑马则驰骋郊原。袁少有大志,这大志出自黄口小儿之口,自然被大人目之为“自幼好大言”了。他归里守制时,有空即泛览兵书,虽不能通晓其意,但对客谈兵,每侃侃无作色。他也曾经以制艺为业,还在家乡组织过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但终究不是这块料,到十九岁时他两次科场蹭蹬,一怒之下尽焚历年所作诗文,从此立志效命疆场,对科举不再抱希望。

  其实,袁世凯对科举制艺的心态真是“爱恨交加”。恨,是因为自己才不及此,有心无力。在家书中他愤愤地说,所以,到他在清末新政的惊涛骇浪中成为改革领袖时,力排众议废除科举,恐怕和早年的这一段心病有点关系;爱,则是因为在中国,文章到底是“千古事”,以文抒志自古以来是中国历代英雄的传统。岳武穆留下几阕名词,曹孟德也曾横槊赋诗,哪怕造反作流寇的黄巢,还有“我花开尽白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霸气冲天的菊花诗,更不用说汉高祖的“大风歌”和楚霸王的“垓下歌”了。袁世凯既然胸有大志,想成就一番功业,当然也希望自己有“传世之文”,哪怕这文以事传也好。而文章写得好不好,先得过了科举这一关再说。所以袁世凯对有科举功名的人是“徒有羡鱼情”。也正因为有这一份心绪,袁世凯在以后权位愈高,对文人学士、硕学鸿儒则态度愈尊,对其笼络不遗余力,以至于到他当上民国大总统时,居然规定只有前清有过州县官为官资历的人才能当民国的民政长(省级官员),也就是变相规定民国的民政长都得有前清的科举功名。这一条后来是被归为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罪状”了。凭心而论,这措施主要还是为了保持地方政局稳定。

  纵观中国历史,有个贯穿古今的、纠缠不清的话题,就是“文人”和“事功”的关系。毛主席常嘲弄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所谓的“臭老九”一脸的鄙夷,有时甚至出愤激之词,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坑得好,然而,自古以来,手摇羽扇、头顶纶巾的文弱书生,却又一直是中国土地上苍黄翻覆的种种惊天伟业中少不了的厉害角色,春秋战国时凭三寸之舌横扫六合的苏秦、张仪不说,大名鼎鼎的诸葛,不就是“文人参政”奠定宏图大业的绝好“案例”?司马相如一篇大赋可让汉武帝回心转意,骆宾王一纸檄文让武则天胆战心惊。说起来,在纷纷如走马灯上台倒台的帝王将相背后,何时少得了几个摇笔吟哦的文士?的确,有时候“文人”不足以成事,但关键时刻“文人”却足以坏事,所以若想真正成事,还得仰仗文人;有时候武人固然能够成事,可若想经营天下,没有笔接千载、文驰瀚海的几个精彩文人指点江山,却也不易成功,所以,真正的帝王之才,必少不了文人“助仗”。

  袁世凯是否看到了这个惑人的历史“怪圈”?从他一生行事看,他的确天生异禀,居然年纪轻轻就深明此中五味。他一生在政海的惊涛骇浪中争雄,使将出来的“帝王”手段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很少为人觉察的就是这“优容文人”的一招,这是他真正臻入化境的“帝王术”。

  我们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则不能不惊异鲁迅早年的批评不无道理,他说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

  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凯所颁勋章作扇坠,于袁世凯的大厅中摇扇叫骂袁世凯半日,袁世凯竟不敢出来置一辞,而且终了也没有加害于章氏。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派自己的“贴身”老仆周妈来北京要帐。袁世凯此时万事不顺,哪肯再付这冤枉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婉拒,说是让她先回,钱随后汇到。哪知这周妈竟精明透顶,不依不饶,日日到袁世凯居处缠讼不休,说我家老王当初在劝进书上具名可没有保证你做成万世皇帝,你堂堂一国之君说好价码怎能出尔反尔,再说你为当皇帝花的钱数都数不清,怎好意思卡着我家老王这点小数目。这样一说,袁世凯大窘。而当袁恼羞成怒威胁这老太太时,老太太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说这死没良心的老王让我到北京来送死,你袁世凯一个大皇帝怎么好意思杀我这手无寸铁的老太婆。这位杀人无算的枭雄袁世凯居然毫无应对之策,只好把周妈安顿在家里,让自己最宠爱的姨太太陪她闲聊游玩,翼图动之以情。可玩完吃喝完,周妈照样要债不误。在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大家都是当笑话看,笑话袁世凯复辟不成的丑态。其实转念一想,要不是袁世凯优容大度,哪有什么周妈讨债这样精彩的戏——十个周妈也成了泉下之鬼了。再想想段祺瑞射杀街头学生,张作霖绞杀教授李大钊,和蒋介石暗杀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袁世凯对文人学士向来采取笼络办法,但他还是担了不少摧残文化的恶名。这其中有些当然是他为了攫取政治权力而不得不为的手段,但也有些是冤枉的。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黄远庸是民国初年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新闻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于1915年远避美国,却于当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生了,袁世凯实在无以自解。

  待到暗杀黄远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经是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孙中山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袁世凯为他背了这个“黑锅”。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生,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

  袁世凯任用文人,推崇文人,这一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能够成就功业的不二法门。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编撰一部“步兵操典”,请他一位很器重的幕僚张一麟(字仲任)修改,修改完了,他又叫过来一位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督练公署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审核,一天他当着张一麟的面问何总办这部操典怎样,这何总办不知深浅,说,“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后,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提出修改的地方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袁世凯当下就沉下脸来,“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你们知道修改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任先生!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他毫不留情面地教训这位总办,“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看完了好好向张先生请教。”何总办退出去后,张一麟倒不好意思了,说大帅的词色太严厉了。袁世凯说:“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惹祸的一天。”袁世凯一死,他的话不幸言中了。

  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段祺瑞组阁,非得要求自己的心腹,也是军人出身的徐树铮,来当国务秘书。袁世凯大发雷霆:“什么官都给挎东洋刀的当去了,总得留几个给学文的当吧!”为此不惜得罪段祺瑞。袁世凯深明武人干政终将乱政的道理,所以终其一生,他都将文人的地位摆在武人之上,虽然武人才是他基业的真正柱石。这之间的微妙平衡,没有高度的智慧,难以达成。

  晚清著名封疆之中,张之洞以幕府中人才鼎盛出名,但张之洞之“事功”,虚张声势之事所在多有,论起真正实绩,袁世凯高出侪辈甚多,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甚至袁世凯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如帮他主持修建交通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

  再看看后来袁世凯谋称帝,锣鼓震天响,真正响到点子上的还是那几个文人敲出来的鼓点。文人的确帮了他的大忙,不过复辟一事,文人卖力是卖力,却无异于将他往祭台上送,这可是帮倒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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